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步建立的时期，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化，直接影响经济的变革；周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崩溃，诸侯领地逐渐变为私有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。周平王东迁后，各诸侯国使用各种办法和手段，积极发展各自的实力，新旧势力斗争日益激烈，甚至度量衡也被利用为夺取政权的手段之一，其中齐国的例子最具有代表性。齐国原本姓姜，是西周姜太公的后裔，战国时被田氏取代，虽然国号仍为齐，但政权已改由田氏家族掌管了，历史上称为“田氏代齐”。    

春秋早期地处东方的齐国，滨海而地沃，有渔盐之利。姜太公被封为齐侯后，十分重视发展经济，至齐桓公(前685～前643年)时，已成为中原最早的霸主。齐桓公逝世后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和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，各种矛盾凸显。到了齐景公(前547～前490年)继位前后，社会矛盾已达尖锐化程度，姜姓齐国一天天走着下坡路，在旧势力日趋解体的过程中，新兴势力逐步发展。在这种新旧势力消长的过程中，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势力日益壮大。

《韩非子》中有这样一段故事:一次，齐景公与晏婴同游少海，登上观景台，齐景公环视着齐国的大好河山，不胜感慨地对晏婴说，太美了，这样伟大、壮丽的河山，不知将来属于谁了。晏婴毫不掩饰地回答:现在的姜姓齐国不久就会被田氏所取代。因为田氏家族深得民心，他们对上笼络贵族重臣，对下私自用“大斗斛、区、釜出贷，小斗斛、区、釜收之”；“君重敛而田氏厚施”，所以民众都扶老携幼地投靠田氏了。尽管晏婴如此直言进谏，却并没有引起齐景公的重视。《左传》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更详细的记述:公元前538年，晏婴出使晋国，受到上宾规格的接待，在宴会上，晋国大夫叔向趁酒酣耳热之际，向晏婴讨教，问起他对时政的看法，晏婴十分感慨地说了一段话:“此季世也，吾弗知。齐其为陈氏矣(战国时，田陈读音相近，故田氏又作陈氏)。公弃其民，而归于陈氏。齐旧四量，豆、区、釜、钟。四升为豆，各自其四以登于釜，釜十则钟。陈氏三量皆登一焉，钟乃大矣。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，……其爱之如父母，而归之如流水。如无获民，将焉辟之？”类似的记载还见于《史记》等重要古籍中。

如前所述，春秋早期，齐国已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，曾被列为五霸之首。当时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内政。管仲主张发展工商业，同时建议废除王制，实行依法治国。还特别强调统一度量衡的政治理念。然而，这一思想并未引起重视。谁曾料到这种失误竟会被田氏家族利用，成为夺权斗争的手段。

田氏代齐这场政治斗争绝非一朝一夕，而是经过几代人的耕耘，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取得成功。度量衡在这场斗争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，故事还得从头说起。田氏是春秋时期陈国厉公(公元前706～前700年)的后代，陈厉公的儿子叫陈完。相传有一次，周国的太史路过陈国，陈厉公就请他为子孙们占卜，太史看完卜兆后说，陈完的子孙有取得国家的可能，但不都是陈国而是姜姓齐国。后来陈国发生了叛乱，陈完就逃出了陈国来到了齐国，这时正是齐桓公四年。齐桓公要立他为相，陈完推辞说，我是逃难在外的人，哪能占据这样高的位置呢？齐桓公就让他当了工正(管理工商业的官吏)，并改叫田完。从此田氏便在齐国站稳了脚跟，并逐渐成为新兴势力的代表。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各种改革，并展开与以齐国国君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斗争。到了齐景公时代，贵族奴隶主对平民残酷的压榨、无情的杀戮，致使受刖刑(一种酷刑，砍掉一只脚)的人多致使齐国“市”上草鞋跌价而义足涨价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另一方面，田氏家族已经过多代人的惨淡经营，传到田僖(xi)子时代，家族势力更加壮大。田氏即趁民不聊生之时机，向民众施以小恵，竟无视官府的禁令，私设“家量”。当民众遇到灾荒或缴不上赋税而向他借贷时，常常用“家量”(大斗)借出，以“公量”(小斗)收回，正是以度量衡为手段，笼络了人心，同时也是与贵族旧势力相抗衡的一种手段。田氏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晏婴的高度重视，他力谏齐景公，希望贵族们不要太奢侈，减轻民众的赋税。齐景公非但不听，还把晏婴打发到晋国，这才有晏婴与叔向的谈话，在酒过三巡后发表了上述一番言论。    

    齐景公逝后，齐国又因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斗争，田僖子趁机当上了国相，开始执掌了齐国大权。田僖子逝，田成子立为相时，感到夺取齐国政权之时机已到，一方面效仿前辈们以大斗借贷小斗收回的手段笼络民心，把广大民众聚集到自己身边；另一方面他还大力发展经济，在田氏管辖的范围内整顿物价 ，繁荣市场。据史书记载，当时在田氏采邑内，山里出的竹木、海里产的鱼虾十分丰富，而且价格还很便宜，与国君控制的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百姓欢呼着田氏“爱之如父母，归之如流水”，田氏家族的势力已足够壮大。至公元前404年，终于用武力夺取了姜姓齐国的政权，史称田齐。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，田氏家族始终利用以家量贷，以公量收的办法。在取得政权后，又立即以“家量”为全国统一的度量衡制度，彻底废除了旧时齐国的“公量”，这一事实可以从出土的器物中得到证实。1857年，在齐国故地山东出土了置于“左关”地方征收赋税的三件大型量器:“子禾子铜釜”、“陈纯铜釜”、“左关铜 ”。经过实际测量，铜 容2070毫升，两件铜釜分别容20460毫升、20580毫升，正是十进位制。此外，近几十年，在齐国故地出土了一些量器，其中有6件型制相仿的铜量，其容量皆合当时的5升和10升，而在临淄出土的多件陶量中，有两件自铭为“ ”(升)，约合209毫升，约相当于“铜 ”的十分之一。“ ”很可能是一斗的容量。

综上所引史书以及实物互为佐证，可对齐国容量制度作如下分析:齐国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一套完整的容量制度:①4升=1豆、4豆=1区、4区=1釜、10釜=1钟；②齐国除了有全国通行的“公量”制外，田氏还自立了一种“家量”，家量比公量大了五分之一，由于“家量”未被禁止，常常在陈氏家族认为有必要时与“公量”并用；③齐国旧有的“公量”是豆、区、釜、钟制，皆为四进位，釜至钟为十进位；田氏代齐后，量制已采用当时在各国比较通行的升、斗、斛制，改四进为五进位，并逐步形成升、斗、釜(斛)十进位制，最后废除了齐国的旧制，并与其他各诸侯国基本保持一致。所见齐国量器多为战国后期，故皆多为十进位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