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商周三代手工业包括的范围已很广，生产品种很多，技术条件也有很大的不同，并且已出现了更细致的分工。如果说个体手工业或小范围内简单的手工业操作，人们还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随意选择几种测量工具的话，一旦手工业成为社会化的劳动，工匠们集中在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里共同操作，各人完成某复杂产品的一个部件时，划一的度量衡制度便成为不可忽视的技术基础了。

夏商时期的手工业

　　夏代已开始由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。手工业分工已比较细，除石器之外还有制铜、制陶、制骨、造车、造酒等行业。商代手工业无论是生产规模之大，分工之细，工艺技巧之精，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以青铜器制造为例，产品大致可分为工具、武器、礼器、生活用具、乐器等。所谓青铜器，是指铜、锡、铅的合金。商代青铜器已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，而有不同的配方比例。如一般器物含锡量少一些，贵重的礼乐器、兵器含锡量多一些。闻名遐尔的司母戊鼎，是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代表，也是当代世界青铜器文化的巨擘。它集中了当时各个方面技术工匠的智慧和技术，分工合作的杰出创造。说明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，文化已达到相当惊人的高度。

　　从大禹治水“陆行乘车”证明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。相传奚仲是夏代著名的造车能手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：“薛之皇祖奚仲，居薛，以为夏车正。”《管子》说：“奚仲之为车器也，方圆曲直，皆中规矩钩绳，故机旋相得，用之牢利，成器坚固。”铸鼎、造车都需要比较复杂的手工业技术和经验。至今尚未发现夏代车辆的实物，难以有过细的了解。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和孝民屯先后发掘出商代随葬车马坑。车的主要部件有辀（辕）、衡、轭、舆、轴和轮。轮又由毂、辐、牙等部件组成。有关专家对其中的18辆车进行了综合分析，认为商代的车都是独辕，辐条多为１８根，车箱为长方形，一般为0.8×1.3米，通常可乘两三人。要造一辆机旋相得而且坚固耐用的车，除了离不开规矩准绳这些工具外，由于车的结构已十分复杂，各个部件之间的装配组合也都对检测提出较高要求。由于分工合作的需要，产品各部分零件必须保证规格化、标准化，于是对有统一量值的测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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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周时期的手工业

　　西周的手工业是在商代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。武王克商后，将所俘的手工业氏族转化为周人的手工业奴隶。他们因具有世代相传的专门技能而颇受重视，从而不仅能各展其所长，并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。

　　西周手工业有更详细的分工，如竹木、铜锡、皮革、丝麻、玉石、骨角、陶瓷等３０多项工种。西周青铜器数量大大超过了商代晚期。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，除出土青铜器皿108件外，其他如工具、武器、车马器等竟达5000多件。数量增多说明规模扩大。从丰、镐二京铸铜作坊遗址来看，可以证实西周手工业确实有了更细致的分工，如有专门的礼器作坊、专门铸造铜车马部件的作坊等。西周的车马主要用于战争。《禹鼎》记载“戎车百乘。”《孟子•尽心下》说：“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车三百两，虎贲三千人。”到了西周后期，兵车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。《诗•小雅》说：“方叔涖止，其车三千。”出动的兵车已是武王伐纣时的千倍。车数量如此之多，也说明手工作坊分工合作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。

　　西周造车比商代分工更细，工艺更复杂。车以木质为主体，配以铜质配件。当时造车不仅有严格的分工，如轮人、舆人为车（指载人的箱体部分），而且不同的工种还有专门的作坊，这些专门作坊皆因地制宜而相距一段距离，因此车马铜配件和木制主体之间必然要有标准化的形状和尺寸，装配时才能吻合。此外，战车中用的弓、弩、箭、镞、云梯等也都有一定的规格和尺寸。这时弩的发射力量大小是以它的弓絃所能拉动的重量来计算的，例如魏国的武卒有“十二石之弩”就是说它的弓絃可以拉动十二石的重量。当时弩机的制作已很讲究精密，二十世纪70年代出土的秦俑坑中，同时出土了大批兵器，如箭、矢、戟、镞、弩机等，据初步考察，这些兵器已多呈现出标准化、系列化。其中弩机机件制作规整，带有通用互换性。由于手工业品对各个零部件的精度要求不断提高和分工合作、统一管理的需要，都必然要求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和标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