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记“首都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、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电学中心（实验室）主任黄艳

　　先后4次荣获北京市质监局“年度先进个人”称号、2012年荣获“北京市优秀职工小家”和“市直属机关创先争优先进基层组织”称号、2013年又荣获“首都劳动奖章”称号，在见到还不满40岁的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电学中心（实验室）主任黄艳之前，记者发现她的荣誉簿上早已是成绩斐然。

　　在毕业之初，黄艳曾在本报做过编辑工作。短暂的新闻生涯让黄艳感到难忘，但令她全身心投入的，还是从1998年开始至今从事了15年的电学计量工作。

　　平凡的计量检测岗位、不平凡的计量检测成绩，黄艳用10余年的默默耕耘，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电学计量艳阳天。

　　接还是不接

　　当再次听到坐在对面刑侦队老队长诚挚的恳求时，黄艳明显感觉自己的内心似乎有一股“电流”流过，深受感动。

　　那是在2012年夏天，已经快要退休的刑侦队长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：1个年轻小伙子和自己的一位好友前去钓鱼，出发前好友专门在网上购买了一台捕鱼机，结果两人在钓鱼时发生了意外，小伙子身亡。

　　根据初步勘查和当事人的口供，造成小伙子身亡的罪魁祸首就是那台网上购买的捕鱼机——小伙子是被这台捕鱼机电死的。可让刑侦队长感到为难的是，这台捕鱼机属于三无产品，国家也没有直接相关的检测标准，可以证明该台捕鱼机的电压足以致命。

　　经过反复查探，刑侦队长找到了黄艳，第一次来到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时赶上黄艳外出，等了好久双方才见面，不过由于相关标准的缺失和检测上的难度，黄艳并没有马上答应这个“差事”。刑侦队长第二天又来找她，反复诉说案件的疑点和难点，希望得到公正的答案和专业的帮助，从而给双方一个满意的说法。

　　接还是不接，这是一个难题？黄艳面临着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艰难选择：接了，并不好检测，可能无法得到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；不接，又与那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不符。

　　黄艳答应决定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，为那个罪魁祸首捕鱼机进行一次电学计量检定。经过反复查阅资料，黄艳发现了一个与该产品相关的国家标准，按照标准要求，她严格进行了一次计量检测，印证了老刑侦队长的侦查：捕鱼机释放的电流，足以致人死命。

　　看着自己的工作能够为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，黄艳觉得再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，因为多年的电学计量检测工作让她深深明白，这份工作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，关乎民生，责任就不能出现“断电”。

　　2010年，北京市决定推行智能电表，进行智能电网建设，整个首都的智能电表检测和型式批准（型批）工作，落到了黄艳所领导的电学中心实验室。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成为这项工作最突出的特点，黄艳开始带领着全中心所有检测人员，实施两班倒的工作制度，一边做着老电表的检测，一边做着新电表的型批。为鼓励大家高标准完成工作，黄艳还在中心开展评比，看谁的电表检测又准又快……就这样，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4年才能完成的4万余台件智能电表检测任务，面对太多客户馈赠的锦旗、表扬信时，她说得最多、也是最普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分内之事”。

　　一下子炸开了锅

　　2008年，当黄艳刚刚当上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电学中心（实验室）主任时，就面临着一个不小的挑战。

　　计量检测本身严守的是标准，长期的计量检测工作，使得黄艳养成了按标准办事的习惯，但是当她当上实验室主任，成为大家的带头人之后，她却发现，实验室的有些计量是没有标准的。

　　新官上任三把火。黄艳上任的第一把火，就烧到了“严守标准”上，她把实验室一直在检测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关标准的项目，如停车场计量收费表、医院心电模拟器等，一律叫停。

　　一下子，这项新政就在中心炸开了锅，许多从事这些被叫停检测项目的老同志想不开了：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检测得很好的项目，为什么要突然喊“不”？为此，双方一度矛盾重重，甚至在大年三十的时候，还有想不通的人对着黄艳拍起了桌子，嚷嚷着“大家都别好好过年”。

　　面对大家的误解，黄艳顶住了压力。根据社会需求，她带头组织科研力量，对这些需要检测的项目组织编写检测规程，制定地方标准，使得这些检测项目都有标准可依。

　　现在，黄艳在实验室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标准——这些标准大多呈现出易计量、可量化、可操作的特点——大家都很自觉地遵守这些标准。在她的带领下，整个实验室团队强手如云，10余人先后获得“国家一级华体会hth综合 ”资质，积淀了雄厚的技术和人才实力，累计完成37项国家和地方各类基、标准，业务范围从以往为国有工业企业服务为主，向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不断转变，为计量实验室的特色检测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模式。

　　让出租车掉头

　　“喂，黄主任，那个数据还是不对，怎么办？”电话那头焦急地说道。

　　“你们反复试验了？”黄艳问道。

　　“是的。”

　　“等着，我马上赶回来。”得到电话那头的肯定答复之后，黄艳一下子急了，让已经快到家的出租车掉头，驶向了单位。

　　那是在2012年12月中旬，黄艳作为学科带头人，刚在两个月前接到了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科研课题任务，可临近递交科研计划书的日子，课题中的一个关键数据，总是无法满足要求。

　　黄艳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加班，连日的劳累，使她患上了中耳炎，可她仍然“不下火线”，只到单位附近的医院做了检查，医生做出了输液的诊断。

　　于是，黄艳每天下午抽空去医院输液，完事之后又回到单位加班，晚上11点左右才下班回家。高负荷的工作，终于让她生病的身体彻底“吃不消”了，就在输液的第四天，她在医院产生了药物过敏症状，在输液的时候直接晕倒了。

　　在医护人员的紧急救治处理后，黄艳总算没有出大事，不过医生建议她让家属来医院接她回家好好休息。考虑到家人工作也很繁忙，黄艳决定自己打车回家，没想到刚到家门口，同事的一个电话，又改变了出租车的目的地。

　　又是一次到深夜11点的加班，与往常不同的是，即使穿着厚厚的军大衣，黄艳还是在不停地哆嗦，冒着虚汗，她一度认为可能是因为关键数据迟迟出不来引起的紧张和着急。最终，反常的表现还是引起了同事的注意，她因药物过敏而晕厥的事情才得以曝光，不过黄艳并未接受同事的建议回家休息，而是坚持和大家一起，忙完了当天的工作。

　　好在身体没有再提出“抗议”，关键数据也在黄艳和同事们的辛苦下给予了“回报”，他们顺利地拿到了这个科研项目。身先士卒、以身作则、工作拼命，在这种劲头下，黄艳先后完成了国家质检总局、北京市的多项科研任务，还主编了多项专著，出版了不少计量科普读物，让计量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

　　有同事曾经粗略地进行了一下“计量”，发现黄艳每年加班累计达到800小时之多，繁忙的工作让黄艳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，也让她留下了不小的“遗憾”，那就是对女儿照顾不周。面对孩子每次“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好好陪我”的疑问，她只能以“等妈妈忙完了这一阵子”来回答，只是她自己也不清楚，这个“承诺”到底何时才能真正实现。